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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锐意学习网
2024-03-10 11:33:19

老铁们，大家好，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对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的相关问题不太懂，没关系，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分享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的问题，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关于百家争鸣的观点论述题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否奠定了中国两干多年的思想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们国家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你有多少的认识
“百家争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突然的精神大爆发你怎么看

关于百家争鸣的观点论述题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官学的没落和私学的兴起，推动了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

这些主要流派影响最大的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四家。1949年，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北纬30度上下的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印度等几个文明中心发生了剧烈的思想文化变革，其中，中国产生了孔子和老子等伟大的精神导师，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否奠定了中国两干多年的思想体系

【任微言卿观点】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高峰和重要里程碑，以后两千多年，中国思想发展的道路、特点，都可以从百家争鸣中追溯到其源头。

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体系是不断发展变化和丰富完善的，并且自佛教东传后特别是近代以来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所以，与其说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不如说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体系的精华和源头更合适。何谓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百家争鸣”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周王室王权衰落，诸侯大国争霸兴起，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百家争鸣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舞台。它的出现，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1、政治上，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纷纷招贤纳士，鼓励建言献策，纷纷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对于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2、经济上，各国通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变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一些士人得以脱离生产专心研究学问，为学术思想的繁荣准备了物质条件。3、文化上，春秋以后，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私学兴起，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不断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毛遂自荐，以获得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4、环境上，春秋战国诸侯对“士人”阶层采取宽容政策，人人皆可以“择木而梧，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百家争鸣”催生了“诸子百家”。所谓“诸子百家”，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影响较大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还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等。

百家争鸣，各家之间互相辩驳，又互相影响，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国思想体系的发展（一）独尊儒术前：秦始皇统一六国，尊奉法家，抓捕方士并坑杀，其中有不少儒生，形成“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的思想统治局面。（二）独尊儒术，儒家一家独大。汉代以后，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强大，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儒家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汉武帝赏识，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提倡的儒家，其实已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三）儒学进一步发展。宋明以后，儒学进一步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是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发展出理学、心学等新的学术流派。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心学主张“知行合一”、“致良知”，但也都可以从先秦的老子、荀子、庄子思想中追寻到渊源。明末清初，大儒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结合时代要求，提出民主、经世致用等理念，冲破封建专制的纲常，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其思想都可以在先秦的墨子、孟子中追踪溯源，也使儒家思想重新焕发了生机。百家争鸣并不是中国思想体系的全部

百家争鸣虽然孕育了中国思想体系的主流和框架，但并不是全部，至少有三个外来思想，充实、冲击、重整了中国思想体系。

一是东汉以后，佛教东传，道教兴起。宋明以降，儒家、道教、佛教三家思想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彼此内在意识上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世也称之为“三教合一”、“三教并流”。二是近代以来，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下，西方民主、科学思想逐步传入我国，宣扬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冲破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统治地位。三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引进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融合，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吸纳中国传统思想精髓，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人自己的思想理论结晶。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体系的精髓，它所孕育的学术流派，对我国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但思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古今，都需要我们辩证取舍、逐步探索，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2小时前·历史领域创作者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要流派主要是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儒家参与百家争鸣的主要代表是孟子和荀子；道家参与争鸣的,不是老庄派,而是田骈、慎到、尹文、宋钘这样的黄老道家；墨家参与争鸣的,主要是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等；名家主要是惠施、公孙龙和恒团；法家主要是韩非子、李斯等人；阴阳家主要是邹衍等人

儒家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

1.允许学术自由

诸侯各国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2.允许人才流动

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

3.人民多谈国事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但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4.定期开学术研讨会，各自取长补短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们国家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你有多少的认识

谢邀：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

"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即诸子学说和老百姓家训)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一、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二、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三、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四、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出现原因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百家争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突然的精神大爆发你怎么看

题主所问的这个问题，用了“是……还是……”这个选择性关连词。似乎给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现象设置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另一个是“突然的精神大爆发”。要求答题者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来回答。

这样的问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在两者之间如果把“突然的精神大爆发”作为解释“百家争鸣”出现之原因的话，容易掉入唯心史观的泥潭。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出现，绝不是无源之水和空穴来风，其背后必然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或社会原因，我们应正确辨析。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现象，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精神大爆发，这一现象不是凭空爆发的，与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

因此，我觉得题目应该改为：百家争鸣作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精神大爆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什么关系？

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盛况概述

所谓百家争鸣，是指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46），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度瓦解封建制度确立的剧烈变动之中，周王室衰微没落，诸侯国争霸称雄，国家及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分崩离析，中华大地烽火连天，战乱连年。面对国家社会何去何从的重大课题，社会上代表不同阶层的各种学术流派竞相四起，他们纷纷从自已的角度著书立说，游说讲学，广泛宣扬传播自已的政治主张及观点。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化名人，他们如群英聚会、繁星缀空，或相互争论诘难，或相互学习借鉴，交相辉映，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社会现象。

关于百家争鸣，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如下：

“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蹵一家，二十五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翻译下来的意思就是：“诸子之作一共有一百八十九种，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减去了蹴鞠一家，共二十五篇。诸子十家，其中可观的只有九家罢了。都兴起在王道衰微，诸侯主持政治的时候，当世君主，好恶相当悬殊，因这九个学派群起并立，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崇尚他们好的一面，以用来游说各国君主，希望取得诸侯王支持。这些学说虽然有差别，就像水火一样，相灭也能相生”。从这段话的记录中，大体可以看到百家争鸣的一些基本情况。

百家争鸣造成文化繁荣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出现了众多学术流派，如巨木林立，互竞互存。这些学术流派影响较大的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其中，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春秋战国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二是出现了众多的思想文化大家，如繁星满天，溢彩流光。最负盛名的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鬼谷子、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等。其中，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属于大腕级别的巨匠，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影响最大。

三是出现了众多的学术著作，如大厦林立，争奇斗艳。影响较大及影响深远的著述有：《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这些著作成了两千多年来闪耀着无限智慧光芒的学术经典，成了中华文化的根和魂。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文化繁荣，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可谓一朵奇葩，令人耀眼夺目。我常常为之三叹：一叹乱世竟然会出现如此盛大的文化繁荣。遍地狼烟虽然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巨大痛苦，但春秋战国时期对中国思想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却可圈可点。随着刀光剑影的峥嵘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漫漫隐去，沉淀下来的思想文化成果让人叹为观止。二叹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绝无仅有。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往前推一千多年至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往后推两千多年至清朝结束封建制度解体，都没有过这种空前的思想大井喷和文化大繁荣。三叹百家争鸣现象石破天惊，在这个阶段，一大批思想家及经典著作横空出世。这些经典著作一经问世，就一举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基础，让后人难以超越。

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原因探析

（一）经济基础变化引起上层建筑更迭，新兴进步阶级为争夺统治权，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广造舆论，这为百家争鸣现象出现提供了必然原因。

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社会观念都不是独立的、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背后反映的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

按照这个观点来分析，百家争鸣文化繁荣，换个角度说，也就是思想开放意识形态繁荣。其背后所反映的是经济关系的深刻变迁，引起对上层建筑的重组或构建。西周建朝以来，实施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实施的政治制度是宗法分封制，维护王朝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法典制度是礼乐制。在建朝后的300多年间，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稳定，作为经济基础的井田制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法分封制、礼乐制相适应，所以西周王朝平稳发展。

到了西周末年，铁器得以发明并普遍使用，人耕也被牛耕代替，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生产力得到了极速发展。随之出现的情况是，人们快速地耕种完传统的井田外，便将剩出来的大量时间和人力用于开垦荒地。新开垦出来的耕地归谁呢？它不是周王朝分封的，而是劳动者们自已开垦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地应该归自已所有。于是，土地私有制出现了，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即地主阶级。这个阶级的组成，既包括组织开垦荒地的诸侯及贵族，也包括大量的贵族下层，还包括大量有条件开垦荒地的普通平民。

随着土地的不断开垦，这个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土地私有制与井田制（周王朝公有）是水火不容的两种经济制度，这两种经济制度尖锐地斗争对立，就形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然而，现实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仍是井田制以及维护井田制的强大的礼乐制度。新兴的地主阶级不甘心，他们要向阻碍自己的利益的奴隶主贵族集团作坚决的斗争，斗争的内容大致包括这几个方面：1、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建立赋税制（如齐国实行的“相地而衰征”；鲁国实行的“初税亩”；秦国实行的“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2、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制（如秦国商鞅变法规定，凡没有军功的旧宗室贵族，一律解除贵族籍，取消官爵世袭特权。楚国则对封侯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的禄序，精减裁汰“无能”、“无用”和“不急之官”）。3、改革国家政权机构，建立新的相关典章制度，维护并服务于地主阶级的利益（如魏国李悝制订的《法经》，秦国商鞅制订的《秦律》）。4、取消分封制，设立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对全国的统治（如秦国的郡县制改革）。5、其它如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允许人才合理流动相关要求等。

这一尖锐的斗争在两个领域同时开展：一个领域是战场上的搏杀即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就形成了诸侯争霸。另一个领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抢占高地，广造舆论，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

（二）周王室衰微，失去了对各诸侯国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为百家争鸣的出现提供了言论自由的环境。

周王室的衰落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由于多年来将大量的土地不断地分封给各诸侯王，使得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到后来只有600多亩，这在当时只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诸侯国。土地减少，导致收入减少，加之各诸侯国不按时缴纳贡赋，甚至恶意欠赋，王室财政入不敷出，难以维持庞大的军队及官僚机构开支。据史料记载，东周的第一个国君周平王死后，周王室竟然穷得拿不出钱来给周平王办一场像样的丧礼，周桓王只好派人到鲁国“求赙”，也就是请求鲁国能赞助些丧葬费和赔葬品。而周襄王继位后，倾全国之力都找不到一辆象样的马车供天子乘坐，又派人到鲁国去要，结果被鲁桓公以“诸侯不贡车服”为由赶了回来。

军事方面，《周礼·夏官》中规定，“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而实际上，陏着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实力增强，都不断自行扩军，到后来一些强大诸侯国的军力都超过了王室。以致于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率王师并征调陈国、蔡国、卫国三国之军征讨郑庄公，双方战于繻葛(今河南省长葛市北)，周桓王竟然败给了郑庄公。

政治方面，政治实力其实就是经济实力及军事实力的集中体现。周王室经济、军事实力衰落至此，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做人也就挺不起腰杆了，政治威信一落千丈，维系周王室与诸侯国关系、体现周王朝政治权威的礼乐制度也就对诸侯国渐渐失去了威慑力。一方面周天子的说话再也没有人听，发出的号召再也没有人当回事。另一方面，诸侯王失礼冒犯周天子的事屡屡发生。《国语·吴语》记载：“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最典型的历史事件就是“问鼎中原”这个成语典故的来历。鼎是周代用以祭祀的青铜器，《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元士用三鼎。于是九鼎便成了周天子的尊严及君权神授一统九州的权力象征，不容许任何人过问和侵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借讨伐陆浑之戎的机会，把楚国的大量军队陈列在周王朝的首府洛邑（今洛阳）的郊外，向周王室秀肌肉，想要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威慑周天子。刚刚继位的天子周定王非常害怕，担心楚国借机攻打周王室，便派出善于周旋巧于辞令的王孙满出面会见楚庄王。楚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就问：“周天子的九鼎有多大，有多重?”。王孙满一面安抚楚庄王，一面委婉地回答：“周天子统治天下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运未改，鼎之轻重大小，不可以轻易问”。楚庄王于是收兵退回楚国。楚庄王觊觎天下欲取而代周的野心昭然若揭。象征周朝统治权力，历来不容他人过问的九鼎，竟然受到了楚庄王的如此挑战，可见周王朝的政治权势已衰落到岌岌可危的程度了。

综上，由于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衰落，在诸侯国中失了影响力和话语权。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周王室约束各诸侯国的大一统思想已经丧失，于是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新言论不再具有抑制力和管控力，只好听之任之，百家争鸣不可避免出现。各种新思想得以充分孕育，充分生长，乃至最终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三）教育制度从学在官府向学在四夷的转变，广泛开启了民智，为百争鸣提供了思想基础。

学在官府，是东周以前的教育制度，体现了奴隶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教育特点。学在官府的意思是指，西周时候，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权统治，垄断并把持着教育资源。这种教育资源主要包括师资、场所、器物、典籍等方面。周王朝把学校设在官府里，任命官员进行上课，官府既是办学的地方，也是宫庭举行政治活动的场所。授课的官员既参与周王朝的政治活动，同时也是学校的老师。这是一种师吏合一、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到学校里接受教育的全部是奴隶主贵族的子女，普通平民百姓及奴隶的子女是没权利受教育的。这种特点的教育体制使得民间数百年来无法具备办教育的条件，因为教育成本太昂贵了。民间一无师资，师资都在宫庭里为吏兼为师；二无器物，礼乐活动与教学兼用的器物都藏在朝庭高堂；三无书籍，大量的典籍都被奴隶主贵族束之高阁。加之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就连制造书写典章的简、牍、册等大量繁琐的工艺技术民间都无法拥有。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民间永远与教育文化活动无缘，拥有知识文化的人永远是奴隶主贵族，而广大民众则普遍蒙昧，民智难开。

对于这种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情形，清代历史学家、思想家、古校雠学的集大成者章学诚在其学术著作《校雠通义?原道第一》中作了这样的记录：“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从文中可见，东周以前，官学是由官家把守的，私门是没有教育活动及学术著作的。

然而，到了东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周王室的衰微，这种教育体制开始解体了。“学在官府”开始向“学在四夷”转变，官学衰退，私学兴起。究其原因，主要是“天子失官”，也就是在周王朝宫庭里为官兼为师的官吏们，或因战乱或因内变或因周王朝财政负担无力养活官吏等原因，纷纷离开周天子而去，流落于各诸侯国及民间。如，据史料记载，周惠王、周襄王的时候，由于先后发生了王子颓及叔带争夺王位的事件，致使掌管周史的太史司马氏离开周王朝去到了晋国。而周敬王继位之前，王子朝争位失败，带着毛氏、召氏、尹氏等贵族以及百工带着王室的典籍逃亡楚国。再如，《论语?微子》记载了周天子宫廷中掌管礼乐的官吏纷纷出走的情况﹕大乐师挚到齐国﹐二乐师干去楚国﹐三乐师缭到蔡国﹐四乐师缺去秦国﹐打鼓的方叔流落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入居汉水附近﹐少师阳和击磬的襄移居到海边。

关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情况，孔子的亲身见闻及所发感慨，就是最好的佐证。据《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记载，在鲁国的国宴上，孔子向来自偏远小国郯国的国君郯子请教远古官制。郯子向鲁昭公及孔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远古时期五帝之一的少昊氏以百鸟命官的典故。自以为博学的孔子对郯子讲的这些典故，闻所未闻，十分震惊。事后“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一个不起眼的小国的国君，居然对古代典籍记录的事讲得头头是道，说明西周时期掌管典籍的官吏流落到了偏远的郯国。所以孔子才会如此感慨。

天子失官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件，意义非常重大。天子失官意味着周王朝的教育和文化，开始从宫庭下沉到民间，官府把持及垄断文化教育的现象开始被打破。因为这些官吏都曾是在王朝里为官为师的人，都是满腹学问之人，他们流落到各诸侯国及民间的同时，带走了大量珍贵的典籍资料。所到之处，他们都或间接或直接地成了知识文化的传播者。有的因与平民百姓杂居，在生话的交融中，自已所掌握的知识被周围的人学去。有的迫于谋生，干脆招收学生办起了私学。于是私学现象开始出现，并随着社会的需要日趋兴盛。

私学兴起的现象，不少古籍中都有记载。《吕氏春秋?离谓》中就记载了郑国邓析办私学的事。邓析的私学不讲诗书礼乐﹐专门教人“学讼”打官司。《列子?仲尼》中也记载，几乎在邓析办学的时侯，郑国的伯丰子也办起了私学。后来的老聃、少正卯、柳下惠、王骀等都纷纷办起了私学。当然，最著名的要算孔子了，关于他所办的学校，“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的记载，影响最广。时至今日，十多亿中华儿女和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要定期祭拜“至圣先师”孔子，足以见其对中国教育文化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由“学在官府”向“”学在四夷”的转变，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郭沫若在其著作《中国史稿》第三编第一章第三节中对这种变革这样评价到，“奴隶制时代那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私学’在社会上发展起来”。

官学衰退下去，私学兴盛起来，地方教育事业方兴未艾。带来的社会效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平民受到教育，思想得到开化，智力得到开发，素质得到提升。这就为百家争鸣的出现提供了社会思想基础。

（四）“士”阶层的崛起，使有文化的人从社会各行业中分化独立出来，成为一支专事精神劳动的职业化队伍，为百家争鸣的出现提供了人才支撑。

士是西周时期介于大夫及庶民之间的一个社会阶层，是奴隶主贵族的最低层。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芈尹申无宇对楚灵王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段话记录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地位的划分，从中可以看到，士是介介大夫与皂之间的一个阶层。皂就是靠体力从事粗话重活杂活的衙役，属庶人。《国语·晋语》中也有一段记载可以映证士的社会地位，“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从中也可以看出，士处于大夫与庶人之间。

西周时期的士，主要干些什么呢？清代学者顾炎武在其著作《日知录》卷七中指出，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西周的相关典籍中对士的职业活动也有记载。从记载的情况来看，士有文士和武士之分。武士主要是服军役和作战，在军队里当基层军官。文士则主要在周王的王室、诸侯的公室、卿大夫的采邑内担任着各种职事，管理着各类事务。士是分封制的产物，但他们在宗法血液上与贵族上层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们是统治阶级的最底层；他们掌握文化资源，享受着禄田，但他们又不是完全的劳心者，很多时候也要干着与庶人相差不大的活。当西周还处于强盛时期，强大的礼乐制度约束着社会各阶层，等级森严的制度束缚下，士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候，社会进入宗法分封制解体、土地私有制确立、政治经济秩序重组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面临着大国争霸、小国图存的残酷现实。为了在争霸事业或改革图存中占有一席之地，各诸侯王及新兴的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各类的人才来充实自已的力量。

由于士阶层是有文化的社会阶层，既熟悉上层统治阶级的弊端，又熟悉底层社会的情形，既有思考能力，又有实践动手能力。于是他们成了炙手可热的人才，成为各诸国争抢的对象。时势造英雄，士阶层顺应社会大势的需求应运而生，迅速活跃起来，如同沉寂多年的火山喷薄而出，形成了奔腾炽热壮丽耀眼的社会景观。社会对人才需求不断加快，士阶层不断聚合从其他社会阶层中分化而来的人才。既有部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也有地位上升的部分庶民，还有私学兴起后培养造就的大量人才。士阶层如同滚雪球般越聚越大，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队伍。

这支队伍不仅数量庞大，如涓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湖海，而且由于他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具有方方面面们特长和技能，种类繁多。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把士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第二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长于政论，凭口舌辩说猎取富贵。第三类是方士或术士，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另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第四类是食客，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奸人犯罪、赌徒屠夫和市井无赖等。这最末一类士往往文化造诣不是很高，但头脑灵活，动手能力强，拥有某方面的特殊技能和本领，常常是冲锋陷阵的急先锋，能量不可小觑。

士阶层的崛起，如同一股清流注入周朝浑浊的社会，如同一股清风吹进周朝沉闷的朝野，急速地荡涤尘埃，击浊扬清。这个阶层一经壮大和登上社会历史舞台，立即展示出多姿多彩的个性及无穷的人格魅力。他们有的胸怀匡时济世之志，安邦治国之才，出将入相，谱写了人生的壮丽诗篇。如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主之业，千秋流名。有的四处讲学，著书立说，开馆授课，宣扬社会伦理道德及各种价值观念，成了大思想家和一代宗师，如孔子、孟子。

有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历经各种艰险磨难，志向不改，坚毅挺拔，百折不挠，虽九死其犹未悔。如苏秦早年出游，受尽各种凌辱，大败而归，嫂子不与做饭，妻子不放下机杼迎接，父母不与答话。然而苏秦继续发奋，头悬梁，锥刺股，终受六国相印，以合纵抗秦一举成名。有的立志改革，强国富民，开时代新风，即便遇到任何阻力甚致搭上性命也无怨无悔。如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的强大基础，最终遭车裂而死。有的军事才能卓越，胸有百万甲兵，驰骋疆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建立了赫赫战功，如孙武、孙膑。有的忠心耿耿，重义轻利，狭肝义胆，留下千古忠义美名。如介子推陪晋国公子重耳出游，在重耳饿得即将毙命的时候，割了自己大腿上的肌肉煮给重耳吃，救了重耳一命。后来重耳回国当上晋国国君后，亲自迎请介子推出任高官。介子推则以当初救重耳不是为日后显赫为由，拒绝出任官职，最后进了深山当隐士。

有的擅于外交，长于辞令，代表国家出使，不辱使命，保住了国家利益，为国家争得了面子。如晏子使楚，唐雎不辱使命。有的大智大勇，面对强权，无所畏惧，勇于抗争，以禀然大义成就功名。如蔺相如敢于在秦朝庭上面无惧色痛斥秦王完璧归赵。有的敢于直谏君王，对君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君王从善如流。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有的为了挽救国家，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如荆轲刺秦王，发出了“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赵悲歌。有的感于“大道不行”的社会现实，宁愿保持自己独立高洁的品格，也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藏进深山当隐士，保住自己好名节。如众多隐士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士在推动各诸侯国变法图强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这样评价道：“六国之士，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士的法码偏向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能迅速崛起。正因为士如此重要，各诸侯国都争抢人才，把士作为战略物资蓄备，社会上出现了养士之风。如著名的“战国四君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

（五）各诸侯王的宽松政策，为士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而稷下学宫的举办，直接为百家争鸣提供了重要舞台。

士阶层能够崛起并迅速发展，一方面和士自身的优秀特质分不开；另一方面，与各诸侯王对士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关系。各诸侯王对待士，一是重视有才之士，委与重任；二是尊重人才，礼贤下士；三是包容宽容，不为难士，更不迫害士。如魏文侯非常敬重段干木，每次路过段干木家，都要行注目礼，并多次到其家中请教。又如孟子到达齐国，齐宣王多次向他问政，孟子最后因政见与齐宣王不同欲离齐而去，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也就是劝孟子不要走，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再如为豫让为感谢智伯知遇之恩，要刺杀赵襄子，被赵襄子的手下捉住，准备杀掉。赵囊子怜惜豫让人才难得，对手下说，“彼义士也，吾谨避子”，并令手下放了豫让。作为一国之君，能有这种大度襟怀，这是非常难得的。

士阶层的崛起，还与当时的人才能够自由流通有着重要的关系。一方面，各诸侯王对前来投奔的士允许“合则留，不合则去”。另一方面，士也秉持“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理念，在一个国家得不到重用，马上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寻求发展机会。有的辗转多国，始得重用，如商鞅在魏国不受待见，最后到秦国去成就了大业。

百家争鸣的形成，和稷下学宫的举办存在着重大的关系，稷下学宫为百家争鸣提供了重要场所。

稷下学宫是齐国举办的一所容讲学授课、学术交流、学术研究、政事咨询、人才培养为一体的综合性机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等学府及科学研究院。这可能要算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所大学了。齐国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举办这样一所大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的齐国对人才及学术是何等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时的齐国不愧是霸主，没有经济实力的国家哪能办得起这样一所大学！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是稷门附近的意思。这所学宫位于稷门附近，所以叫稷下学宫。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恒公时期，发展壮大于齐威王时期，鼎盛于齐宣王时期，直到战国末期秦灭齐国始消亡，大概存在了150年左右。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稷下学宫的建筑宏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这是说稷下学宫临街而建，高门大楼。办学规模方面，史载，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有上千人。

齐国举办这样一所大学，其目的就是为了聚集人才，蓄备人才，使人才旺于齐，为齐所用，巩固和扩大霸主的地位及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人才的尊重及宽松政策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得到了集中体现。齐国国君经常向稷下先生们请教咨询天下大势及他们对治理齐国的意见，分封他们为上大夫，允许他们不治而事，即不从事具体的官职活动，按时领取奉禄生活，以使士们免除生存之忧，能全身心投入讲学及研究活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齐宣王分封了稷下学宫的76人为上大夫。

稷下学宫推行学术自由的政策，不管你是什么国别、年龄、身份、资历，也不论你来自什么社会阶层、代表什么学术派别、持有什么政治倾向，也不管你是什么地域特色、什么思维方式、什么价值观念，都可到这里来讲学宣扬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主张。所以，稷下学宫在最兴盛的时期，几乎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各种学派，如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这种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使得各派学者都能够到稷下学宫来开班办学，登台讲课，参与学术交流活动，自由陈述本派主张。各派学者在这里相互诘难，相互吸收，形成了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

诸子百家中，很多大师长期在稷下学宫讲学，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又如孟子，两次到稷下学宫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

思想文化能够得以繁荣，登峰造极，除了上述各种条件外，还和各种学术流派自身具备的一个重要特点分不开。那就是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著书立说，阐述哲理，议论时事，但是他们独立于政治权势之外，不做政治附庸，不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正是具备了这种优秀特质，才使得诸子百家们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能达到学术的高度和深度。

稷下学宫的创办，直接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形成，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郭沫若曾这样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评书·稷下黄老学学派的批判》

三、百家争鸣的重要意义及启示

百家争鸣历时两百多年，确立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完成了社会形态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使命，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百家争鸣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争鸣，思想空前活跃，旧观念不断淘汰，新观念不断涌现，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重大变革。

百家争鸣催化了一大批顶级思想家及诸多重大学术著作的诞生，形成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体系，构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形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精神财富。

百家争鸣所形成的诸多思想主张，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世界文化强国，丰富和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儒家提倡的积极入世、关心时政、刚健有为、公忠为国的精神，以及在名利面前"以义制利"的价值观等都值得我们深度挖掘，发扬光大。此外，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也值得我们继承发展，推陈出新。

百家争鸣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有着诸多的启示。其中两点最为重要：其一，思想解放是国家和社会创新的动力源泉，要推动各行各业形成思想大解放，首先国家层面必须要提供宽松的环境，倡导学术自由，鼓励争论，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形成生动活泼的学术局面。其二，人才是强国之基，是富民之本，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伟大复兴的第一资源。今天的社会形态早已进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我们应比春秋战国时期更加重视人才，更加尊重人才，更加爱惜人才，努力为人才的自由发展及本领施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大凡人才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对其不足的地方要多加包容关爱，不要因为人才存在某一方面的欠缺就难以容忍，一棍子打死。要正确使用好人才，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保护好人才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励人才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创佳绩，争做贡献。